董在理（Valérie Donzelli）自编自导自演的新作《圣母院》，乍一看疯疯癫癫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片子的故事不无俗套——你和我联手对抗世界（toi moi contre le monde），最后迷迷糊糊的女主角如愿抱得“美人”（男主角）归；情节转折的荒诞、脱线，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片子是好一锅大杂烩，默片喜剧、音乐剧、VR 影片（以 3D 模型呈现），什么都往里头放，味道怪怪的。可真是奇了，这又俗又怪又杂的，不但令我看得开心，而且丝毫不觉唐突。怎么办到的？在我的世界里，我是神。董在理曾这样谈及她拍片的初衷：我爱电影是爱它转化现实的能力。我拍片是因为我想变形和玩弄现实、直面失控的事物。（https://variety.com/2019/film/global/valerie-donzelli-locarno-film-festival-notre-dame-1203295042/）于是，故事中工作和生活的难题越是一个接着一个，董在理越是玩性大发。她把它们都收服进了她的一致性平面（a plane of consistence，德勒兹语）——也就是爱和信念的层面，在上面畅快滑行，像神一样命名一切、创造一切：她的设计方案本来不打算提交，竟然长翅膀飞入了圣母院广场重建的设计大赛，还出人意料地中了标；挺着前夫搞大的肚子，却偏偏有人爱；疑似恐袭的烟雾把巴黎满大街搞得粉粉的，竟是洗衣店燃料泄露；最后干脆戏仿《外星人》（E.T.），携夫君仙升——那些“宁可在宝马车上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你看看人家：铅笔小姐把自行车上的整个世界都当了车厢。这叫天高任鸟飞。《圣母院》工作照她玩到飞起的这个一致性平面，就是心理学家温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所谓的潜在空间（Potential space）。哲学家贝尔纳尔・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对此做过解释：（这个电影空间）既不是内心现实，也非外在现实，而是人类生活的第三区域，而只有幻想才能给这世界复魅。《Taking Care》（关心），第 34 页这是“游戏”（playing）的区域、创造性的源泉，人在这里享受自由、幻想、梦想、希望、自在思考。在这里，世界才得以复魅；再糟的人生，因而也值得一过。不仅如此，董在理把这一切都转化成了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温尼科特语，比如对于婴儿而言，代替母亲的毛毯），即道具化了。她曾提到自己的拍片之道：当我开始一个项目，我会检视当下我的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因为我喜欢把来自我的真实生活的东西和纯粹虚构、幻想的构建混在一起。我总是从某个个人经验出发，即使最终成品几乎不具有自传性，在拍片期间构成我生活的那些东西也总会设法成为影片的一部分。（https://variety.com/2019/film/global/valerie-donzelli-locarno-film-festival-notre-dame-1203295042/）于是我们看到，这部片和董在理一鸣惊人的处女长片《命运的宣战》一样，既是夫子自道，又延续了“梦想照进现实”的风格。她以自己的导演职业为蓝本，虚构了一个建筑师角色，名字干脆就叫绘图用的“铅笔”（Crayon）；片中的她和前夫纠缠不清，而在现实中，她和前夫杰黑米・埃尔卡伊姆（Jérémie Elkaïm）亲密合作，才有了讲述他们育儿经历的《命运的宣战》；片中，她的建筑方案成了震惊法国的丑闻，而在现实中，她的前作《玛格丽特和朱利安》也在戛纳收获了一片嘘声。《命运的宣战》海报领受人生，可以点屎成金。去年的法国，历经了圣母院大火和黄背心运动，空气中似有一股怨恨未平。人们会追问：面对挫折，怎么重建生活呢？《圣母院》以宣泄性的喜剧给了残酷的世界一记机灵的回应。在从天而降的重大任务、“真命天子”和不期而遇的受孕之间，铅笔小姐手忙脚乱的杂耍快玩砸了：当整个巴黎都盼着她的设计蓝图时，她任由一帮直男工程师把地下入口改成了阳具的样子，最后眼瞅着事业巅峰——一百五十万欧元的大单子吹了；在老板的淫威、巨婴般的前夫面前，她是只唯命是听的软柿子。然而，没一句“我太难了”，她的回答很简单：照单全收（adopt）。《圣母院》剧照所以这片子可以叫“天真女人最好命”。即便生活复杂到了可能吓退真爱的地步，她还是懒得装逼：我是“傻”，但我认我的“傻”——你不就是喜欢我的“傻”吗？就像在《命运的宣战》中，当男女主角发现儿子罹患脑瘤时，他们的态度是：为什么困难要找上我们？是因为我们能够克服它。（Pourquoi c'est tombé sur nous? Parce qu'on est capable de le surmonter.）《命运的宣战》剧照圣母院这样的装逼圣地，必先亵渎之而后快。故事中建筑规划的标的——巴黎圣母院（广场），有 800 多年的历史了。人们习惯了把它当佛一样供起来。但片中的铅笔小姐初出茅庐，连老板都不看好她，却能以小孩拼装玩具一样的游戏之作，拿下圣母院广场这个建筑的大单子，靠的不是对文化遗产的毕恭毕敬，而是对其亵渎（profane，哲学家阿甘本语）的能力。正如温尼考特所说，董在理变形、玩弄圣母院的电影空间，还有铅笔小姐的建筑图纸和模型，都是使用和保护文化遗产的空间：应该顺着儿童的游戏冲动，将文化遗产当道具，创造式地激活、扩展新用。惟有如此，才能持久、充分地维持和发展文化遗产。在这个空间中，在恣意游戏时的“全能状态”下，文化遗产才能复活。本来在资本主义经济里，圣母院等一切文化遗产都成了景观。而游戏却将之变为玩具，悬置原有的功能，开启了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界面。这样也不至落进符号的陷阱，像片中地下入口“一柱擎天”的设计掀起了轩然大波那样。甚至，圣母院烧掉也没关系，可以从任何一个游戏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