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片“告诉儿子归来”的那一场戏开始，我就知道了，这部电影与我隔着一堵墙，虽然砖块已被清除，但厚度仍在。为什么？很简单。在电影中，仿真注定失败。我们先从导演梁英姬开始了解起。但凡看过这位导演纪录片的观众，都可以很轻易地察觉到本片只能是导演在对个人生活的还原。她特殊的身份，已经使得她不再能像其它导演那般只在电影里参杂进些许个人的情思，而成为一次彻底的个人展现：无论是情感，抑或观念。即使它在何等努力地显得客观（比如晃动的镜头），它也是最主观的。由此，电影里的一切都成为导演的绝对透射。没有一刻或是一物可以逃离这种彻底的渗透。场景仅仅成为导演还原生活的素材，情节也只不过是在对现实作一种对应，人物只是成了傀儡（而不是“模特”）。说到底，这一切都只在为导演向观众言说的一个“理念”服务。“理念”是最本质的，原初的，宛若柏拉图所见。电影成了对它的模仿。问题就在这里，任何企图回原生活的尝试都注定是失败的。真实不会通过丝毫不差的还原得到重复，更不在逼近中接近。真实触不可及。只有通过一个方法才能抵达它——那就是“虚构”。对情境的虚构。当我们在观看50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时候，我们说“获得了真实的感触”。“真实”？它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给我们如此深刻的真实感，既然它——如常识所言——也是一种“把摄影机搬到大街上”的记录呢？在此，我们得区别“记录”与我们在《家族的国度》的见到的“还原”之间的区别。“还原”意味着存在着原始的本质（不如成为“理念”），两个层次；而“记录”呢，它显得更为“共时”。这就是区别。我们感觉到的“真实”绝不会是对现实的重复。现实无法重复，所以任何尝试注定失败。正如现代人在生活中面临的感觉失败一样，生活的“真实”并没能引起我们多大的关注。让我们感觉“真实”的是一种情境的创造。这种情境是与现实相合的，这种相合就是我们在经历过生活之后它在记忆中的逗留，有点像普鲁斯特所言的被某些对象所唤起的“不自觉记忆”。观看电影体验到的真实也同样是不自觉的，我们无法把它将现实对应起来，它是对现实的浓缩与升华。所以，电影中“真实”的抵达并不需要回归现实中的一人一物，它完全可以通过虚构，只要我们可以还原出“情境”，而不是还原出现实本身。还原现实本身这种尝试本身注定失败，因为还原只能通过物的回归，人物的回原……但这些作为电影表象的元素只能时时刻刻处于接近的状态，而一旦所有这么些庞杂的信息被融汇在一体成为一部电影之后，它就离现实无比之远了。这就是为何观众无法进入这部电影的缘故。它是旋离一体的。它是导演梁英姬个人的一个创造。与现实脱离，与演员无关。这部电影企图让观众的情感透射进它的故事里的目的是失败的，我们感动也只是一种被逼迫的不舒服感觉，就如同观众在《唐山大地震》中遇到的那样，我们的眼泪不是不由自主地流出来的，而是被逼的。面对苦难，我们已经被塑造成只能如此行动。梁英姬继续用拍纪录片的策略来构筑她的电影，看来是失败了。它让人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