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好像是卞之琳在他翻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前言里讲，越是和时代紧密相连的文学作品越容易被时代抛弃。这句断章取义的话也许压根和我想说的意思没有关系，但是在看一些时代烙印很强的作品的时候，总会想到这句话：越是为某个特定时代服务的，却越早被抛弃，想想还不止是好笑。

　　譬如《东方剑》这部电影首映是1982年，文革已经被全盘否定，新的时代百废待兴，但从电影的一些蛛丝马迹里还是看出了很多电影主旨之外的东西。既然说的是之外，不得不先说一下我认为电影的主旨是什么。因为哪怕是错把冯京当马凉，也至少得说出我觉得的马凉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饮食

　　据说很多人小时候看电影的直接后果就是希望以后做个坏蛋，因为坏蛋可以大鱼大肉。稍后就知道不一定要做坏蛋，可以做电影演员。再后来就知道电影演员其实也就是画饼充饥，很多菜式不过看看，吃是吃不得的，在转念再做坏蛋之前，还是看看这部电影里关于吃的部分。

　　首先是小夫妻过日子。
　　剧中的侦察科长东方剑和新婚妻子舒静在一起过日子，当年的银幕上自然能拍得也只能是吃饭。
　　电影开头有个侦察科长炒鱼香肉片犒劳妻子的细节，本来美丽的妻子给他寄围裙的时候挺旖旎的，结果他还照着菜谱来个“得先放酱再放肉片，这个做事最怕认真二字，工作如此，烧菜同样如此。”当时的想法难道做爱的时候他也会很严肃地来句：“同志啊，做事就得认真，你刚才态度端正了吗？”然后当有特务，当然当时谁都不知道这个人是特务来探望的时候，妻子不一会从厨房端出炒花生和炒鸡蛋两个加菜，如果端出来的是红烧蹄膀清蒸桂鱼之类的，就是本来两口子哪一口子藏了私活了。这里看出从导演到编剧，对做饭的细节把握得还是非常到位的。那时候，咱们的幸福能拍出来的也无非是吃饭啊。

　　电影里有个被特务组织腐蚀的潜水员同志。一看他的鬓角就知道不是个共青团员，和女朋友出去吃的还来个西餐：奶油蛋糕加桃酥饼。那位女青年在手里晃了一圈奶油蛋糕，左右还是放下了，看来当时无论如何这在当时还是高级货。这盘蛋糕加桃酥饼的奇怪组合没有几个镜头又出现在了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当然那时候还多了一杯牛奶，那是党对知识分子的优待早餐。当然，那位知识分子同志到后来还是什么都没有吃，不对，好像吃了点桃酥饼，原因无非两条：第一桃酥饼相对便宜，第二估计ng次数太多确实饿了。

　　上面讲到潜水员情侣同志们吃西餐的时候，我们的侦察员歌唱家夫妻同志们也在外面吃饭，因为侦察员要加班，面对妻子幽怨的一句：“今晚你又不回来了。”侦察员同志毅然地来了句：“咱们今天在外面吃。”妻子抬手点了个红焖虾并且自作主张地给老公，不，该叫丈夫同志点了一杯啤酒（这样的啤酒是零卖的，饭店服务员不给送的那种），丈夫憨厚地接了话茬：“四两白饭，其他服务员同志看着随便来个吧？”“蒜苔肉片吧？”“行，就蒜苔肉片。”我想这个老婆跟着这样的老公怎么老是肉片啊，起码来个肉排吧？

　　男女
　　说完了饱暖，自然得谈谈男女关系。

　　这个电影的很多关系都是夫妻，计有主人公一对，特务夫妻一对，特务夫妻其中的妻另起炉灶一对。所以在这个电影里出现了个非常频繁的名词：我爱人。

　　关于爱人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最有名的大概是这个词和周恩来总理的瓜葛。据说他从来不用“太太”或当年盛行的“爱人”，更不袭用旧社会读书人谦称“拙荆”、“贱内”、“糟糠”这一类现在一般青年人不知为何物的称谓。在外宾面前，更是特意称邓颖超为“我的妻子”。因为洋人分不清“爱人”(Lover)与“情人”(sweet heart)有何区别，且“爱人”未必为夫妻；“夫人”(madam)则是对第三者的专称；只有“妻子”(wife)的含义最清楚，不会引起误解。(引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裴默农)

　　说完这段据说之后，我想说的是电影里对男女之间的刻画还是非常模式化的，革命夫妻必然相互理解虽然小有波折，特务之间自然只有互相利用必然不得善终。其实男女之间首先男女，政治成分思想信仰如果能够覆灭“爱”令千千万万圣贤都头痛的词，爱人就不会在天南海北泛滥成灾了。

　　电影里有写到侦察员同志提到“我是多么被你你那天赋的歌喉所吸引。”我还在琢磨“天赋”和“歌喉”不清不楚的关系时，又听到侦察员同志包含感情地朗诵到：我们谈论鲁迅，托尔斯泰……还讨论保尔该不该爱上冬妮娅。其中还有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太沉了所以还是掉出去了。那该是生死离别的一封信啊，又不是网友见面发的博客，有必要拿那么多名字壮胆吗？再说了，就是博客，也不必啊。



　　知识分子吗
　　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到主旨，直接翻开来看我的小匕首：知识分子还是容易犯错误的，特别是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
　　在整个泄密过程中虽然是特务除了很多妖蛾子，但导致泄密的窃听纽扣还是缝在了一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身上，当他愤怒地向要他配合的公安呵斥的时候（自然他那时候还被蒙在鼓里，否则就是性质问题了）：这些问题我都已经交待了，在十年动乱中我也接受组织考验了，我不是得到平反了吗？

　　然后当小警察之一对这种态度感到非常不满的时候：“这是什么态度？！”
　　我们的侦察员同志悠悠地抽了一口烟：“知识分子吗。”一句话，乾坤定矣。
　　这里我想提一下这个电影上映的年份是一九八二年，我下面再引用一个资料：

　　党在知识分子理论方面的拨乱反正，为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从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到1986年底，党基本完成了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

　　(《知识中国》第五章 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个电影在一九八六之后再上映会对这个细节作一番改掉吗？也许会，也许不会，也许没有什么也许。

　　反串

　　男特务叫“夜来香”这种香艳的名字其实不算什么，我还听过最后出来叫“黑桃皇后”的特务。特务背后还有特务的范式在一九五七年的《羊城暗哨》里也见识过了，这个电影的特殊性还是由夏宗佑这位我印象里几乎没有演过坏蛋的人演了一个坏蛋。曾几何时，坏蛋的脸蛋上只有皱纹，好人的下巴上胡子的样子总比较英俊，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九八二年的电影毕竟是一九八二年的电影了。


　　扮演电影主人公的男演员长一张主旋律的脸是可以很方便地加以挑选的，但主旋律什么时候能够不再靠挑选呢？自然，二十五年前的电影现在来做任何指责都只能是苛责，但如果对二十五年前司空见惯的事情现在还是司空见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