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大叔在阴沉的《罪与罚》之后的超现实主义《卡拉马利联盟》是对前者基调的一次逃离。实际上，这两部影片建立了他随后的职业生涯中“严肃”电影（通常是文学改编作品）与滑稽、看似随意的作品之间的分歧的两个方向。

      《卡》在制作过程中并没有像阿基大叔之前的电影一样受到芬兰电影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甚至根本没有申请过资金支持，因为阿基大叔曾豪言：“这是一部太细腻敏感的电影，谁都不能用商业来污染它！”电影在拍摄过程中甚至没有一份成型的剧本，许多场景都是即兴而为。以至于当时有许多评论家把这部作品看作阿基大叔的团队、他的御用演员以及出现在电影中的一班著名的摇滚明星之间的一个内部笑话在电影圈里流传。

      《卡》是滑稽素描与松散叙述合成的一部超现实拼贴画。这大概是阿基大叔作品中最随意而具有超现实主义精神的一部——十七个都名为Frank的人和一个名为Pekka的人，想要从赫尔辛基的工人阶级地区Kallio逃离到城郊的应许之地Eira。Frank是一个复合的身份，是现代社会给世界主义者和边缘化的个体带来的危险的化身。在他们去往Eira——上层阶级的城郊——的路途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与状况，包括枪杀、自杀、婚姻和监禁。影片的最后，Frank们中的两个，最终到达了赫尔辛基的海岸边，却意识到他们想象中的Eira已经远去，或者说从未存在过。最后两人上了一条小船，想要到爱沙尼亚去，甚至只要能渡过波罗的海对他们而言都比呆在原来的地方强上百倍。

      卡拉马利联盟首先开始他们和笼罩着整个城市的"幽闭恐惧、无知和饥饿"的斗争，就像其中一个Frank所说的，”因为这压抑着他们，让他们觉得自己甚至不是这个自由而骄傲的国度中独立的一员“。《卡》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赫尔辛基电影“。片中Frank们的旅途中许多场景都能辨认出是在赫尔辛基，强调赫尔辛基作为”欧洲之都“的地位。

      这部片子通过许多能让人想起阿基大叔的《无足轻重》的讽刺性的拼贴绘制出其对这个国家的分隔的印象，然而，《卡》中的意向更为跨国界与超现实，它模糊、分散的特质使它能够涵盖众多的话题，并且能够从许多角度强调日益跨国界化的芬兰社会。Frank们和Pekka充当起阿基四海为家的波西米亚人的另一个自我化身，有人问过阿基他是否会对社会对待这些人物的方式感到愤怒，他回答道：“他们告别，他们死亡。做导演最好的一点就是你能通过杀死主角来实现自杀。在片子里自杀20次以后，我可以去酒吧、去喝咖啡，吃上一块我并不喜欢的奶油蛋糕。”

      沿袭样板电影和《罪与罚》的道路，《卡》利用了多重的文化影响——Bresson, Godard, Hollywood, film noir, French poetry, jazz, Chuck Berry与芬兰性。这部片通过跨国界的异托邦主义（heterotopias），击碎了国家主义时代的洪流——作为一个延续的、历史性的实体的国家。《卡》不断地为文化的跨国界流动作证——然而在这样的文化定位在阿基眼里并不仅仅像美国文化影响一样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

      “芬兰是欧洲最美国的国家。再过十年，只有老年人才会仍旧说芬兰语，其他地方都是在说英语。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里的一切都被摧毁了：包含芬兰价值观的探戈文化，酒吧里的忧郁诗歌，城市和乡村的景观……这是悲哀的。芬兰这样的一个国家剽窃着全世界精神最贫穷的国家。我不是在暗示我不欣赏那个国家的文化产物，但为了芬兰好，奔向那个国家或是其他什么国家是根本没用的。”在他对于国家田园诗般过去——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主观的幻想的记忆——的言论里，同时有着对于跨国界化的热爱与抗拒，以及怀旧的明显示意。这一点在他之后的电影中更多地被提到，更细致地被解析。

      《卡》将芬兰描绘成一个模棱两可的跨国界方位，在这里，人们面对的是破碎、混乱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一致和传统。它批判者消费主义——Frank们非正式的领导者在商店偷东西被谴责，被更高的社会阶层所争议，这彻底激怒了他，“橱窗被警察庇护，警察被恐惧庇护，头几罐烂透了的沙丁鱼有什么大不了！”另一个Frank提出到达Eira的唯一办法就是去银行贷款买一辆大巴，但Frank们因为没有经济上的可信度而被拒绝，其中一个还被警察拘留了起来。接下来的一幕，一辆印着洗碗机和吸尘器广告——“西德品质”的大巴从他们面前驶过，他们绝望了，这正是隔绝他们的消费社会。一个Frank说：“如果你想到达Eira，你就必须得治愈你的疾病、贫穷、悲惨和冷漠。”

      Frank们是这个社会的底层，但比福利社会的消费主义，他们仍然是怀着崇高理想的年轻世界主义者。两个Frank最终背叛——一个被开着跑车的女人诱惑，背弃他的Frank兄弟们，另一个被乡村家庭生活所诱惑，这些对于“Frank理想”的背叛等同于这部电影的终止。

      但也许这部有着暗喻式结构的电影最惊人的一幕在高潮来临前所有的Frank，甚至包括已经死去的Frank，和Pekka走向舞台一同演唱一首叫做《坏男孩》（Pahat Pojat）的歌曲时才到来。这个场景在电影整个的叙述中并没有特别的目的，却反而承载着更多暗喻的内涵。Frank们（和Pekka）从社会限制的死亡中被解放，他们自由地表达着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部电影中的世界时卡拉玛丽联盟主观创造出的现实，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两个男人可以骑着一个小摩托走进酒吧里点两杯冰水，任何人都不会觉得有什么怪异，这个世界充满了混乱的黑暗和光明的霓虹灯，多重的文化影响和令人窒息的隐匿——一个影射后现代主义的破碎和后民族主义的隔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