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孔雀》一定能成功地煽到一部分人。但遗憾的是，《孔雀》能做到的，似乎仅仅限于煽情，而离顾长卫本想达到的深刻，还距离很远。    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个第一次去拍电影的人选择这样一个剧本，因为讨巧。无论作家或是导演，他们试图开始去描绘自己理解的世界，第一次，总是选择和青春有关的题材。然而为什么要说青春，时下消费青春这个概念的不仅仅有郭敬明，还有一些貌似站得更高的人。青春这个题材，太容易引发同情，这种同情可以成功地置换成对作品的赞美，而不是因为作品本身的高度，引来关注、思考。    片子分为3部分，从同一个场景分别引出对姐姐、哥哥、弟弟的描述。姐姐和弟弟都被导演试图塑造成以个人对抗外在、以理想对抗沉闷、以青春对抗磨折的青春戏样板人物，其故事的进程也大约遵从固定走向：一开始是鲜活生命，有着斑斓的理想，但生活不平，压过来不可抵挡的同质化过程，最后屈服、放弃，然后在片子的最后哭。而哥哥由于角色的设定是傻子，所以有幸免去为青春残酷做代言的机会，很踏实的讲故事，曲折处不承担见证的作用，反而充满了张力，是片子最好看的部分。    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创作叙事型作品他必须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要讲故事？讲怎样的故事？怎样讲故事？第一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主题”，第二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内容”，第三个问题之于电影，核心在于“镜头风格”、“叙述进程”。《孔雀》就单段来说，是传统的、叙述型的，其进程符合时间顺序，也就是经验的、煽情的。但是从整部电影来说，由于导演有着讲述“平民史”的野心，所以把时间线索打乱了，但这种打乱并没有使得人物的性格、遭遇更加独立、私人化，反而使得在一开始，由于对整个环境缺乏介绍，姐姐这个人物极为让人费解，没有做到给观众一个可以接受的逻辑。况且，通过对个人的塑造去完成对于年代、生命状态的表现，导演更是明显的缺乏掌控能力。大量长镜头的运用表明了导演想在自己和作品之间保持一种观察者、记录者的距离，但导演的克制态度仅仅表现在使用这么单调的表现手法上面，内容却很高烧，充满了创作者粗暴的臆想和企图操纵观众情绪而不得不依赖的矫情。    选择弟弟作为故事的讲述人又太文艺了——文艺得可笑。从电影本身来看，看不到弟弟对于生活有何体验、有何自觉，却拥有了全能视角。倒叙，回忆，包括“逃离了我出生的城市”、“隐秘的生活”，这样的台词，对于一个编剧，其轻浮、散漫、粗糙都不见得创作上下的苦心。    顾长卫的采访里说，当电影开始拍，故事开始继续的时候，故事于是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会自行发展。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孔雀》里看到导演是如何扭曲故事本身的发展。哥哥这段故事本身的生命力在最后被导演粗暴的制止纂改了，原本哥哥的性格中的自私、贪婪在结婚之后奇迹般被温情、宽容代替了，这只能说是导演降神谕。    在一片对《孔雀》的褒扬中，唯一名副其实的是对于70年代氛围的塑造，而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成功唤起人们的怀旧并不能代表在艺术成就上也同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