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单元的作品让人信服了这个小国家悠久强大的纪录片传统，围绕着伊文思(joris Evens）这根标杆，树立起类型多样数量庞杂的丰富作品。在大会副秘书长何先生对国外买家的了解认识中，纪录片可没那么多类型可分，他们都只关心对真实发生或未来会发生的还原或预演，不论它是写实还是表现，只要它关于真实存在，那它就是纪录片。写实的再现是大多数纪录片选择的态度，主观的表现则发展出纪录片的试验性。至于还原还是预演，那是由题材决定。　　　　写实和表现这两条路，伊文思都很彻底地走过，前一条路发展出《四万万人民》、《西班牙土地》、《愚公移山》，后一条发展出《雨》、《桥》、《塞纳河畔》。也可以说后面那些是实验，但它又确实表现了真实的进行，不过从具象的城市发展出抽象的视听交响曲。　　　　然而纪录片始终建基在客观之上，太过主观的印象绝对会让影像和主题失焦。所谓试验性纪录片始终离人有距离，对我来说，《美好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不可逾越过去世界。导演在那恣意地表达着对流浪人口的艺术情怀，诗意的童谣到怪异的音乐、令人厌烦的胡子特写和超现实的废弃铁桥居所，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声响搅合上他那些行为怪异的流浪汉，在模糊了记录和试验界限的同时，也掘出一条难以被视听习惯逾越的鸿沟。这些流浪汉是疯癫的艺术天才？或者仅仅是日常的另一面？这是他所向往的有差异化的“美好世界”还是提请社会注意的严正问题。我疲惫地揣摩着导演的意图，不得而知，导演也不想说。　　　　张元在处女作《妈妈》中表现的是智障儿童，用的也是试验的方式。他也想反映问题，他认为当所反映的问题已经是上千万人口的问题时，已经不能称其为小众电影了。可他或许不知道，大概同一年（1989），有另一部电影在反映智障儿童问题上走得远远比他成功，那叫《启明星》，学校要求组织观看的。当然，《启明星》的艺术价值无法和《妈妈》相提并论，但如果只论宣传作用，那又是另一种结果了。　　　　所以，如果纪录片承担起反映甚至号召关注社会问题的责任后，它的宣传功能就不可避免，导演也就不该一味逃避，追求试验性的“客观真实”，那只是他眼中的真实。对于阿姆斯特丹流浪人口这样本来就挺漂的人群，则辅以眩晕的艺术拍摄法，那早就云里雾里的，离观众十万八千里了。怪不得，电影院放映厅里只有我一个甘愿上天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