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影片《疯狂夜》的男主人公健，30岁，是一名电影工作者，同时又是一个双性恋者，还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影片开始，我们听到健的独白：“我感觉我的生命象个美国游客，尽可能游览多个城市。天蝎座的人常喜欢到处跑。”这独白不啻是健对自己情感经历的表白（懒于或拒绝寻找理由，又或无法找到理由时，人们通常会求助于宿命论的说法，所谓“天蝎座”就是一例），健结识了少女劳拉，同时他还与英俊健硕的橄榄球运动员森米交往。

影片的前半部分交替在展现了健的这个双性恋活动的进行。好景不长，健犹豫再三，还是将自己身染艾滋病的实情告诉了劳拉，因为尽管他认为“没事发生，因为我们相爱”。但是他仍感到愧疚和不安——也许自己可以不在乎地面对的事实却是劳拉的道德观念所完全无法接受的呢？果然，劳拉得知后，伤心欲绝，二人的关系至此出现了裂痕。

劳拉的伤心和愤怒，不完全是出于恐惧自己会染上这致命的病毒（相反，劳拉的爱情观令她反而巴望自己也染上艾滋病，因为她认为爱应该“分享一切”），而是出自于健对她的不信任（怕她闻之色变并离他而去）。没有相互信任，还算什么爱情！

劳拉愿意和希望用自己的爱来拯救健的生命和他混乱的生活。与他身上的艾滋病毒相比，健对待生活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更令她痛心疾首。劳拉只愿意健专属于她一个人（在生日蛋糕一场戏中，当健吩咐餐厅的侍从将蛋糕分给其他陌生的客人时，劳拉却叫着要独享那只蛋糕，无疑这也是导演有意设计的细节，在这里，劳拉的独占欲初露端倪）。

而健呢？虽然艾滋病令他焦虑、痛苦，却并未令他节制自己的行为。双性恋的活动仍在继续，甚至，在最痛苦的时刻，他仍会去那些最肮脏的角落，与那些男同性恋者们鬼混。健的这些行为令劳拉绝望、心碎、精神近于崩溃，终于，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若干年后，健来到海边探望劳拉，并告诉她“自己在改变，一直在改变”。然而劳拉却告之“已太迟了”。她曾希望和健“分享生命，但这不可能”，因她认识到健“永不会满足”，正如健所自称的那样“如你停止追寻，你会死亡”。但劳拉“不愿有这样的生活”。

在这场戏的末尾，是一个中景镜头，健开着红色汽车疾速地倒了出去，而劳拉也从右至左走出画面，并不朝汽车多看一眼，二人各走各路，彼此再无瓜葛。假如影片就此结束，我会更加喜爱这部电影，由于观念冲突所导致的分手结局（劳拉正常地生活，健则一步步迈向死亡）可能更对我的口味。

而实际上影片的结尾颇具温情：健在旅行中给劳拉挂去电话，劳拉回答：“只要你一句话，我会回来。”然后是健乐观的独白：“我仍然活着……可能我会死于艾滋病，但这不再是我的生命，因我已是生命的一部分。“这条光明的尾巴牵强、柔弱，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却也稍稍削弱了影片的悲剧意味。

在劳拉对健的爱恋中，对禁忌的挑战占有相当的成份（尽管这挑战并不持久，也未见得成功）。一方面，社会道德规范（劳拉母亲所代表的，因丈夫跟妓女跑掉而单身的经历，更强调了她这种敌视男人同时竭力维持道德秩序的身份，实际上，正是劳拉的母亲在促使劳拉回归生活正常秩序的整个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禁止17岁的劳拉去爱一个艾滋病患者兼双性恋者（前者本身就是禁忌的象征，后者则意味着情感在性别和对象上的漂浮不定、无所归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健的同性恋伙伴森米也是一个双性恋者，他们是同道人，秉持相同的道德观念，所以相安无事、聚散自如，而劳拉则是个“外来者”）；另一方面，这种对禁忌的突破又反过来加强了劳拉情感体验的快感程度（达利自传中曾引述司汤达日记中的描绘：一个意大利公主在暑天品尝冰淇淋时叹道：“可惜呀，这不是一桩罪过。”达利就此评论道：犯罪感往往会加强做某件事的快感）。

然而，由于观念的彻底分歧，劳拉到底不可能与健有结合的可能。劳拉觉得，爱首先是自私的、专有的，只向同一个人敞开，而且必须是互相敞开，相爱的人必得忠贞不二。性亦如此，对劳拉而言，性的背版意味着爱的逃离（在海边一场戏里，她面对健的嘲讽“和你不爱的男人在一起是很痛苦的”以及健的诱惑“我想跟你做爱”不为所动，因为她的忠贞，因为“她只想对一个人真诚”）。

而在健那里，我们看见的是一种性与爱的分离，表现为一种有性未必要有爱的观念（还有一种是有爱未必要有性，此观念在电影《云中深处》施瓦诺对卡门的态度中有所表露；还有，在法国影片《芳芳》中，亚历山大认为想要保持恋爱激情的唯一途径就是坚决摒弃肉体的结合）。作为一个双性恋者，健早已习惯了那种随处可遇的唾手可得的性满足，比如桥底下跟那些素不相识的男同性恋者们的“五分钟搞定”。性对健而言，不过是一种与爱无关的娱乐手段（更遑论生殖和婚姻）。

甚至不止于此，爱在健眼里，也失去了标准的含义，它早已跟忠贞无关，跟专一无关，它跟性一样，永远地处于不断地追寻之中（汉语文学作品中也有这样的人物，如贾宝玉、段誉。而当今名人中敢作敢当的当推台湾李敖。也许用苏童的话可以一言以敝之——男人都有个隐秘的幻想：妻妾成群）。

劳拉和健，本来分属二条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曾经幸运地（说不幸也许更恰当？）交汇过，然后又各奔西东，愈行愈远。劳拉曾有过片刻偏离，然而她终于还是回到了既有的生活之中（仍然有获得幸福的可能，其实）；而健，除非他收敛、控制、调节自己的行为和欲望，或者除非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对各种形式的爱活动和性活动更加宽容，否则，他只有走向毁灭。

《疯狂夜》改编自导演兼主演西里尔•科拉尔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曾一举夺得1993年恺撒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处女作、最有希望女演员、最佳剪辑四项大奖。然而在颁奖前三天，西里尔•科拉尔却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年仅35岁。尽管科拉尔在电影里安排了一个温情的结局，但是他的死却实实在在地给这部电影划上了一个灰色的句号，也最终成全了《疯狂夜》的悲剧意味。